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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上谈兵,日本外相再提日美印澳合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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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
日前,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向外界表示日方有意推动“日美澳印”四国首脑级别的战略对话,对话内容不仅涉及海洋自由贸易也将涵盖防卫合作领域。日方选择此时提出四国对话构想,其背景为何?这是否是日本牵制中国的又一新尝试?

…日前,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向外界表示日方有意推动“日美澳印”四国首脑级别的战略对话,对话内容不仅涉及海洋自由贸易也将涵盖防卫合作领域。日方选择此时提出四国对话构想,其背景为何?这是否是日本牵制中国的又一新尝试?第一,从日本的国内情况来看,安倍晋三刚带领自民党在10月22日的众议院选举中获胜,自民党与公明党执政联盟也取得了绝对多数席次。这意味着安倍政权将继续长期执政,其执政基本理念亦将延续。尽管作为稳定的标志,8月刚刚改组而成安倍内阁很可能全员留任,但在安倍正式以新任首相身份组阁以前,各个阁员更需谨言慎行与安倍保持一致。所以四国对话构想虽然出自河野外相之口,但其必然是安倍授意的产物。并且日方选择在特朗普访日前提出这一构想,也有借机凸显日美共识的意味。第二,如果回顾安倍的执政经历,就会发现“日美澳印”并非安倍在亚太地区挑动事端的新手法。早在2006年即第一次安倍政权时期,安倍晋三就提出过“日美澳印”战略合作,并且这一构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。其代表就是2007年5月在马尼拉举行的四国战略对话,和同年9月四国在孟加拉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。2013年安倍再次执政后,他又呼吁日美澳印应共同组成“民主安全菱形”(democratic
security
diamond),以制衡和平崛起的中国。但是,安倍一而再,再而三的提出“日美澳印”合作,也反映出日方的这一构想实际上困难重重。试想,如果“日美澳印”合作在2006年首次提出后就已成型,又何须今天再次提出?实际上,之前的日美澳印四国之所以在合作问题上“浅尝辄止”,是因为这一构想面临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。而其中很多因素至今尚存,这就使得新出炉的“日美澳印”四国首脑级别的战略对话机制仍难避免纸上谈兵的嫌疑。首先,日美澳印四国之间难以在众多方面取得完全一致。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四国在经济上的不均衡,日美澳印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,这就使得他们很难在贸易保护还是市场开放的问题上统一立场。更何况,如果出现政权轮替,即便同一个国家也不一定能在同一问题上一以贯之。比如,随着宣扬“美国第一”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,在TPP的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同时,就地缘因素而言,远离中国的美澳,和与中国毗邻的日印在制衡中国问题上所展现出的决心也有所不同,这也是2006年版的“日美澳印”合作流产的重要原因。毕竟,联手遏制中国就势必会损害本国对华的经贸关系,这是各国都不愿承担的后果。所以2006年版的“日美澳印”合作出台后,美国实际上只是谨慎参与,而澳印两国则更多是消极观望。尽管印度今年因为边界问题在对华立场上有所后退,但美澳印三国恐怕还未下定与中国决裂的决心。即便是喊得最凶的日本,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以及明年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签订40周年的当口,安倍政权也在向中国释放友好信号,谋求改善两国关系。更为重要的一点,日美澳印希望制衡的对象中国的发展也是今非昔比。2007年前后,和平崛起的中国还处于韬光养晦的初步发展阶段。到了2010年,中国在GDP上就已经超过日本,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而在刚刚闭幕的十九大上,我们已经在修改后的新党章中明确提出把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”作为未来的发展目标。如果说,2007年中国在经济上的潜力已经让日美澳印首鼠两端的话,那么面对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综合国力、国际影响力都与日俱增的中国,“日美澳印”是否愿意为了制衡中国而付出比过去更多的代价,令人怀疑。更何况就算“日美澳印”这次能够同心同德,“遏制中国发展”这一违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意愿的计划就一定能实现吗?须知,天下大势,浩浩汤汤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

  来源:观察者网

 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25日接受日本经济新闻(Nikkei)专访时表示,日本将提议美国、印度、澳洲进行首脑级别战略对话,以抗衡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政策下的势力扩张。

  日本经济新闻10月26日报道称,河野太郎的这一构想,以亚洲的南海经印度洋至非洲这一地带为中心,由四国共同推动自由贸易,兼顾防卫合作,与提出“一带一路”广域经济区构想和加强海洋战略的中国相抗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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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河野太郎9月28日出席中国国庆68周年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招待会

  河野在专访中表示,“我们正身处一个时代,日本也必须战略性地描绘一个大的蓝图,并进行外交努力,从而维持海洋的自由与开放,经济与安全当然也会是讨论主题。”

  河野强调:“从亚洲到非洲将推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”。这似乎是在考虑透过主导制定贸易规则的主导权,对抗资金丰富的中国。河野说:“不仅是政府开发援助(ODA),民间企业的活力也很有必要”。

  河野谈到防卫合作时表示,“维护海洋航行自由是安全保障上的重要话题,自由开放的海洋对中国来讲也是‘一带一路’的前提,有必要让中国按照开放、透明的国际标准进行基础设施投资”。

  河野太郎提出,四国首先应从局长级对话开始,明年逐步创造环境提升到外长级、首脑级。

  报道称,河野今年8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、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进行会谈时,就四国战略对话交换了意见,并且还向英、法两国外长探询了合作意向。在预定11月6日举行的美日首脑会谈中,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准备提起四国战略对话,希望得到特朗普的认可。报道还指出,安倍晋三在2016年提出了“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”,河野提出的四国首脑战略对话是对此的推进。

  “四国战略”与“自由繁荣之弧”旧话重提

  《解放日报》10月27日注意到,日本这次试图拉拢美印澳三国,只是继续贯彻了他第一任期以来的执政思路,报道安倍2006年首次当选首相时,就提出日美澳印“价值观同盟”和“自由与繁荣之弧”的安保战略构想,试图包围、遏制中国。

  观察者网查询发现,所谓“不稳定之弧”可能是美国2002年国防报告最早提出的,当时该报告称,东亚到中东是一条“不稳定的弧形地带,该地区恐怖组织网络密布;朝鲜、伊朗、伊拉克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,今后有可能出现拥有丰富资源基础的军事竞争对手。而安倍第一任期期间的外相麻生太郎提出“自由繁荣之弧”,与美国所谓的“不稳定之弧”地理方位基本一致,战略考虑相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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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安倍“自由繁荣之弧”示意图(外媒地图仅供参考,不代表观察者网立场)

  2006年12月,安倍计划通过与印度时任总理辛格的会谈,实现有日本、美国、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参加的战略对话。不过,鉴于当时日本政府内部有人担心,四国战略对话可能制造“中国包围网”的印象,同时,美方并未明确表态,印度也持慎重态度,四国战略对话就此搁置。

  到2012年二度拜相后提出的“民主安全菱形”(又称“钻石构想”,包含日美澳印四国),以及去年出台的《防卫白皮书》写入强化日美澳印多边合作,安倍始终未放弃打造日美澳印四国联盟,而举行四国首脑战略对话是实现这一同盟的重要前奏。分析人士指出,安倍的一整套战略设计都隐含“包围”中国、遏制中国的色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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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日本“民主安全菱形”示意图(外媒地图仅供参考,不代表观察者网立场)

  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认为,安倍在2012年提出“民主安全菱形”构想与东亚形势演变有关——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世界第二,奥巴马政府推“亚太再平衡”战略。此次重拾四国战略对话,也与东亚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密不可分。中国提出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在欧亚、印度洋地区逐步扩大影响,同时中国在切实采取行动捍卫南海领土主权,日本对此感到焦虑;中印之间发生地缘政治摩擦,印度也在加快向美靠拢,这为日本拉拢印度、整合四国关系带来契机。

  “在新形势下,安倍并未改变其战略初衷,即以中国为假想敌,通过加强与海洋国家结盟,构筑针对中国的安全菱形包围圈,从而防范、孤立乃至对抗中国。”王少普说。

 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、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刘鸣指出,安倍重提四国战略对话针对中国的意图毋庸置疑,同时令其忧虑的是,美国在亚太不再积极作为。在安倍看来,和前总统奥巴马相比,特朗普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度明显下降。对于亚太地区,特朗普重视的无非是朝鲜核问题和对华贸易问题,而东海、南海问题已远离他的视线中心。为此,日本期望加快推动四国战略关系,由此促使美国在亚太加强存在,提升战略投入,从而对华施加战略压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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